日前，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在出席某论坛发表演讲时表示，长期以来中国金融管理中的最大问题，实际上是管不住货币。这是中国所有金融问题的重要根源。
他借用“预算软约束”这一概念，即整个财政预算处于软约束状态，致使社会生产效率低下，成本过高，经营效益难以提高的现象，创造性的提出了“货币软约束”。指一个国家在货币发行上的约束力不强，经常容易出现货币多发或滥发的现象。这倒不是什么新鲜的发现，而是长期以来业界某种私下的共识，只不过以前没有多少人会公开提出。
今年7月举行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重点提到了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2016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为247%，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65%，高于国际警戒线。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在实体部门体现为过度负债，在金融领域体现为信用过快扩张。在中国主要表现为两个部门，一个是地方政府债务过度膨胀，另一个就是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突出，“僵尸企业”市场出清迟缓。
为什么高杠杆主要发生在一些地方平台债与国有企业呢？与市场部门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相比，这两个部门因为有国家信用背书，而且缺乏预算约束，结果导致过度融资、过度负债。这两个部门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导致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低效率的领域，反而抬升了高效率市场部门的成本。
其实于学军所说的问题，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近日在其撰写的《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中，已经做了解释。
周小川表示，在宏观调控上，对货币“总闸门”的有效管控受到干扰。在风险酝酿期，行业和地方追求增长的积极性很高，客观上希望放松“银根”，金融活动总体偏活跃，货币和社会融资总量增长偏快容易使市场主体产生错误预期，滋生资产泡沫。当风险积累达到一定程度，金融机构和市场承受力接近临界点，各方又呼吁增加货币供应以救助。宏观调控很难有纠偏的时间窗口。
宏观调控本质上就是经济过热就进行抑制（收紧货币），经济下行就刺激（放松货币），从而让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一个预定的水平上，在这个游戏当中，货币成为宏观调控的工具，一切都是为了熨平波动，实现增长目标。但是，在刺激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货币并非全都流向了高效的市场部门，而是流向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与国有企业，因为这两个部门承担了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任务，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企扩张产能投资来实现。商业银行也乐意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与国有企业提供低成本的大规模融资，因为有政府信息担保意味着无风险。
因此，管不住货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原有的国家发展体系过于强调经济建设与增长目标，导致为此而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实现这些目标，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进行宏观调控。
在过去几年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试图扭转这种局面，并在十九大报告中进行了彻底纠正。首先，大会确定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要全面的发展而不是过度重视物质需求与经济增长；其次，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而不再是以GDP增速优先。最重要的是，不再提GDP翻番的目标，这是彻底改变中国发展方式的一个重大的决定，适应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客观规律。
发展方式与发展目标根源问题得到纠正后，货币政策必须先要化解风险，即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推动经济去杠杆，坚定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总量的关系，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长远而言，要管住货币，加强和改进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职能，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将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结合起来，让货币政策主要针对整体经济和总量问题，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水平基本稳定。显然，这是一个系统性的调整，只有正本清源，货币政策才能拥有相对的独立性。